清朝末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科举制度，始于隋朝隋炀帝，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前后共存在了1300年。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六位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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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度的时间是什么

废除科举制度的时间是1905年9月2日。

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1905年9月2日，随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纸清帝谕令，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画上了句号。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高官，联名上奏朝廷，明确提出：国家危迫情形，一刻千金，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言辞激烈地请求“雷厉风行”“停罢科举”。面对这些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的联合奏请，朝廷已不能等闲视之，就在9月2日的当天，便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向全天下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这一上谕的发布，宣告了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

废除原因

1、经济上，随着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政治上，清朝末期统治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科举制以失去了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得统治。

3、文化上，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呼唤改革。

科举制废除于什么活动

废除于戊戌变法

（1895年），“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联络各省一千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由康有为撰写的“公车上书”中的几大主张之一，就有特别指出“八股取士”之戕害人才，主张发展教育、推广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建议科举考试除头场四书五经外，二、三场均改考本国文史和外国学识；增加“艺学”，即天文、地矿、声、光、化、电、机器、外语等等学科，召考“艺学”秀才、举人、进士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决意变法。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再次上书，要求变革科举。光绪帝接见康有为。康有为再度力陈八股之害，“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得到光绪帝赞同。康有为即与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等人分别上疏折请废八股，改科举。当时不仅维新派人士力倡废八股，洋务派官员张之洞也赞成改革。另一方面，守旧派大臣却竭力反对。但是光绪帝下诏，“自下科为始, 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 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接着又连续下诏，令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将全国各地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之学校，废止科举中的最后阶段“朝考”，并且“不凭楷法取士”等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疏请渐行罢废科举，“使天下士子，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清政府举行了清朝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届会试、殿试，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最终结束。

科举制是哪一年被废除

科举制是在1905年被废除的，它曾经是我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隋朝形成，唐朝完善，到清末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因此也有必要说一下为什么清政府要废除科举。

科举制的出现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制世家贵族垄断朝堂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局面，将才能作为选官标准，为广大读书人打开了步入仕途的大门。从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读书人的一种可能。

统治阶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扩大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样，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也大大激发了读书人对前途的自信和激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革新的气象和创造精神。经过宋明的发展完善，科举制不断规范、定型，大量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实现了经世治国的理想。据不完全统计，在科举制推行的一千三百多年来，进士总数接近十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记。

当然，科举制的影响不只局限于中国，对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甚至对19世纪英国的文官制度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然而，运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虽然满足了封建王朝统治的人才需求，却也埋下了隐患和危机。

首先，就科举制本身而言，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式越来越僵化，八股文便是最突出的表现。八股取士的弊端不必多言，人的创造性与活力被束缚，也预示着科举制再难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再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开始认识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距，近代化的进程开始之后，洋务兴起，西学传播，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更是当时救国的仁人志士的普遍共识。

而科举制推行之下的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大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愿意从事学术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不愿从事国计民生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研究。同时，士人进入政治，掌控政治也推动了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合流，削弱其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逐渐沦为封建统治者的附庸，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样看，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云变化之际，科举制的废除似乎已成必然。

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对于科举制的评价实则也是对中国古代制度和思想的反思，最为客观的角度是，我们既要认识到，科举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构筑了中国古代“超稳定”的政治结构，保证了几千年中国文明连续不断。另一方面，农耕文明发达的中国注重经验而少批判，注重技艺而少科学，这样的民族特性很大程度上与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培养出的社会认识是密不可分的。